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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三大“神话”,中国学界如何平视美国智库?

三是打破美国智库影响力的神话。

在多数人看来,美国智库往往有巨大的决策影响力。然而,相比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求而言,约2000家美国智库的庞大数量显然是供给过剩的。正如本文一开头就提及的,不少很有名头的美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在销售政策的美国思想市场里,智库的过剩窘境导致其由传统的客观专业政策原创生产者的地位,转变为某种意识形态与倡议推销者的位置。

比如,传统基金会就自称是思想零售商或“二手思想贩子”,在公共关系的开销上占到年度总预算的35-40%。他们最狂热的推销对象并不是白宫、国务院等实际政策运行的官员,而是其他三类人:一是保守派国会工作人员,以便让他们能对某些立法议案给出更有指向性的建议;二是不轻信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志同道合的保守分子;三是想在文章中加入保守派观点的记者。[17]

近些年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的市场推广经费也占到20%以上。美国智库内部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也在流失。1980年代以后建立的智库中,只有13%的人接受过最高学位的博士教育。[18]美国智库的最新潮流已越来越沦为政治游说组织与宣传机器,而不再是严肃的政策咨询者。

正如《外交政策》对近年来美国智库表现进行鞭辟入里的批评:“美国智库专家们被视为是庞大且浪费的华盛顿机构的一部分,其存在甚至可能弊大于利。许多美国人认为,智库唯一明显的目的是为政客们提供在无休止的、浪费的党派斗争中互相攻击的棍棒。”[19]这样的评价应中了笔者近年来与美国智库交往的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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