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发达国家不对称全球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只有通过扶植和保护国内价值链中高端,抓住智能工业化的制高点,才能实现“国内领先市场战略”,才能通过国际分工和技术转移带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价值链中低端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正是遵循着西华德通过高关税保护,建立起了稳步发展并最终向国外出口产品的新型工业的“国内领先市场战略”,才成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主要领导者。这不仅使其成为欠发达国家的新兴技术的优先供给者,而且也大量地占领了原先发达国家新技术的国内市场,以至于在1901—1902年间,欧洲出现了大量的以“美国入侵”这样的字眼为标题和主题的图书,第一次以向人们敲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
其次,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是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经济战”的根本性措施。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后,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关税保护和更加严厉的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等措施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开放等政策使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肆无忌惮地占领和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针对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中国应该遵循经济政策史的教训,“按照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不仅要避免重蹈英国在19世纪末因迷信自由贸易教条而导致新兴产业和技术的国内市场被美国、德国所占领的覆辙,而且要创造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
最后,国内市场作为“外围包围中心”的“根据地”,在中国经济全球化新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只有通过保护中国高端产业、价值链高端和货币金融体系等国内市场,为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成长创造前提条件,占领价值链高端和核心技术等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外围包围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才能取得成功,“一带一路”倡议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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