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科举的整套流程是非常严格的,但随着科举制度逐渐走向没落,在考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纰漏,这些为坊间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据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会试,主考官是颇有名气的潘祖荫,他得知江南著名才子张謇参加考试,特命同考官认真阅卷,不要把张謇这样的才子遗落了。到发榜时候,张謇却偏偏落第。潘祖荫很纳闷,就去查底卷,结果发现张謇的卷子最初是考官熙麟阅批的,潘祖荫就责怪熙麟阅卷水平不高,甚至怀疑他从中作梗。经过核查,事情发生反转:熙麟阅批时,确实认为张謇的卷子很棒,他特地将卷子推荐给了潘祖荫,但这时还是阅誊录卷,无法确认作者,反而是潘祖荫自己未经细阅,批了个“不通”,将张謇黜落了。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在帝师翁同龢的大力提携下,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提到翁同龢,因为其帝师的身份,在会试和殿试中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坊间流传着很多他与诸多学子的趣闻。清代何刚德的《春明梦露录》记载了翁同龢的一件丑事。
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殿试,阅卷大臣们发现一份卷子很好,但对里面“闾面”一词感到不解,特地签出,以待研究。翁同龢看了以后自信地说:“这两个字没有错。”有人提出,这个词汇是“闾阎”的笔误。闾阎,古代闾巷的门,后用以指平民百姓。翁同龢没有听取这人的意见,解释说:“我以前见过古人以‘闾面’对‘簷牙’。”翁同龢便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二名。
后来拆号来看,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很有名气的文廷式,翁同龢就问他“闾面”的来历,文廷式惭愧地说,那是笔误,把“阎”误写为“面”了。晚清时对错别字要求极严,这个错字如当时被发现,文廷式很可能被置于三甲之外。
为官举子因“值夜班”而夺魁
清代,已经在朝廷做个小官的举人,仍然可以参加会试。因为在朝廷做官,熟悉朝廷的风格,再参加会试,就会有一定的优势。毕沅(1730年-1797年)就是一例。毕沅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顺天乡试中举,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就是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等职务的办事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毕沅状元及第。关于毕沅考取状元的经历,《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当年的会试。他在军机处的同事诸重光、童凤三也参加了会试。在会试揭晓的前一天,毕、诸、童三人都在军机处值班。当晚的夜班本应是诸重光。不过下午的时候,诸重光提出要毕沅代替值夜班。毕沅问为什么,诸重光说:“我和童凤三书法比你强,如果这次会试考上了,还有希望争头三名,必须晚上回去做些准备。”
说完之后,诸、童二人就走了。毕沅也不跟他们争辩计较,就老老实实代值夜班。傍晚时分,恰好有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奏折发了下来,上面讲的是在新疆屯田的事。毕沅夜坐无事,就拿奏折来消磨时间,他很快便将奏折上的内容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榜张贴出来,三个人都录取了。
当年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正拟新疆屯田。因此这一年的殿试策问卷,题目是关于屯田的。毕沅大喜过望,将屯田策写得翔实而得体。殿试后,阅卷大臣都认为毕沅的文章质量高,但因书法稍差,排在第四。等到乾隆钦定时,他将几篇策问文章一对比,发现毕沅那篇写得非常好,乾隆非常欣赏,便亲自将毕沅改为第一,毕沅因此一举中状元。本排在第一的诸重光,变为第二,童凤三则排在第十一名。
这里也要说一说殿试。殿试于会试放榜一月后举行。殿试的内容为时务策一道,它由皇帝钦定试题。殿试试卷由皇帝任命八位读卷大臣进行评阅,读卷大臣各自先评阅自己所分之卷,然后互相轮看,称“转桌”。考生最终的成绩由首席读卷大臣核定。成绩评定后,读卷大臣向皇帝进呈前十本,然后由皇帝钦定名次并公布引见。第二天,皇帝在太和殿公布殿试的全部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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