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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蒋介石与唐生智都在算计什么？

当时，比利时布鲁塞尔正在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协助中国与日本交涉，并制裁日本。但当时英、美等国都持中立立场，不愿得罪日本，会议未取得任何成果。

九国公约会议前，1937年9月，蒋介石派特使蒋方震赴德国，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同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内容包括：建立华北与上海两个非军事区、内蒙古独立、建立华北新行政机构等。 蒋介石没有同意。九国公约会后，他希望陶德曼继续从中调停，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1937年8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和解。同年11月，苏联国防部长表示：“如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但随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给出出兵的条件：九国公约国同意共同对付日本；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

可以说，九国公约会议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极为不利。不过，蒋介石依然对国际干预抱有希望。1937年12月5日，蒋介石在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

可惜，未等到国际形势大变，日军已逼近南京城垣。1937年12月11日，蒋介石为避免南京守军被围歼，下令相机突围。

接到命令的唐生智，为避免担责，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向守城部队下达撤退命令。从而失去了在日军形成紧密合围前突围的最佳时机。而且书面命令下达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内容不一致的口头指示，从而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以致大部分部队未按计划突围，造成大批守军滞留南京，成为日军屠杀对象。

出于对国际组织和大国干预的过度依赖，蒋介石并没有对南京战役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他为政治、外交上的需要，多次表明死守南京的的决心，反使南京市民普遍缺乏城破后的心理准备和逃亡计划。

而意图借此战东山再起的唐生智，从此淡出军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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