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医无奈且痛苦地摇着头。
确实,单不说救助的人是否能靠上前去,在没有输血、输液等配合下,这种贸然“救助”完全是徒劳,而且,在大火燃烧中,就是锯,副驾驶又能坚持多久!
无人再说话,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31岁的丹宁少校身上。现场,不仅是他的年龄最大,而且,也只有他的军衔最高,他必须马上做出抉择!
烈火在燃烧、机舱内的枪弹在“砰砰”爆炸、副驾驶在声嘶力竭地痛嚎。
年轻的少校思忖片刻,他长长出口气,下定决心,他把手伸向背后。
少校身后,上等兵麦克(Mike)从腰间拔出左轮手枪,默默地递到背过来的丹宁手上。
在场的每个人都明白了,一幕悲剧将要发生!
丹宁接过枪,向前跨了几步,他抬起右手,透过破碎的舷窗,他把枪口对准了满脸血迹的副驾驶头部……
下身已被火苗包围但意识还依稀清醒的副驾驶在痛苦挣扎中明白了一切,他无力地点点头,绝望地闭上眼睛。
“砰”。一声枪响,所有人的心都猛地抽搐了一下。
少校把枪狠狠地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彭嘉衡说:“听到消息后,我就从宿舍起来,往现场跑,半路上,看到丹宁,他正往回走,我看得非常清楚,他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啊……”
三十多份证词的声明
两天后,有C—47运输机落芷江机场送补给,在返回昆明时,丹宁自己跳了上去。
美军军事法庭设在昆明,少校将搭乘这架C—47去昆明,自己“投案”。这也是该军事法庭在中国期间,唯一一次审理开枪击毙战友的案子。
有关于丹宁少校开枪打死战友的庭审,如同那架坠毁的B—25一样,记者并没能查阅到过多的详细资料,在采访中,几位老人记忆深刻的,是在丹宁被关押期间,美军军事法庭法官多次飞到芷江,详细走访和调查,最后,开庭那天,又把现场所有人员用飞机接到昆明出庭作证。
1945年3月2日,丹宁出现在被告席上。证人来了很多,丹宁没有为自己辩护,法庭委派的律师也没有往日的慷慨激昂,一切都在极其平静中。
法官一共读了三十多份证词和证言,都是1月18日在B—25坠毁现场的美军官兵所写,中午时分,法庭宣布休庭,下午继续审理。
下午再次开庭后,用时不长,法官就起立宣布:JohnDunning(丹宁)无罪释放。
宣布结果后,面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媒体记者,主审法官只回答了一句话:所有目击者一致认为,1月18日,没有任何办法能拯救那位副驾驶,丹宁尽了他的职责—他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战友痛苦,所以,JohnDunning无罪。
丹宁离开昆明后,继续在中美混合团五大队担任大队长。七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随着两颗原子弹相继投下,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中美混合团随之解散,美军奉令回国。
让 丹宁和中国能再次联系上的,是1949年7月,丹宁驾驶一架C—47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外交人员从南京撤出。但不知是何种原因,这次撤离任务完 成后不久,丹宁在大陆被解放军扣留,于1949年8月5日被释放。离开红色中国后,丹宁经香港飞返美国,最后升任空军准将。
1962年8月31日,丹宁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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