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分析指出了CIC的重要性,各舰上的CIC根据统一的战斗情报,标出所有敌我战舰的位置、动向和战损情况,便于及时、精确、顺畅的统一指挥。这对雷达时代的信息分享和夜战特别重要,不能片面依赖战术广播频道、自身雷达、根据时间和速度的舰位推测,单掌握自己的态势和视角是不够的。
在航母时代,CIC在防空和海空协同作战中的作用更大。在混乱的战斗中,实时地清晰掌握和辨识敌我位置和态势极端重要。在CIC模式下,目标的敌我和性质一旦确认,就不再需要不断查证。目标的轨迹和指向经常就是敌我和状态的重要佐证。
水面战斗群在太平洋海战中取得重大战绩。在1943年8月6-7日夜间的所罗门群岛维拉湾海战中,6艘美国驱逐舰组成的水面战斗群分两队交替掩护,对日本海军的“东京快车”补给船队发动突击,击沉4艘日舰中的3艘。在1943年11月1-2日夜间的布干维尔岛外海的奥古斯塔女王湾海战中,美国海军水面战斗群在雷达控制下,用鱼雷击中5艘日舰,其中3艘沉没,包括“川内”号轻巡洋舰。在1945年8月31日的苏里高海峡海战中,水面战斗群击沉了“山城”号战列舰和一艘伴随的驱逐舰。
由于美国驱逐舰鱼雷的巨大威力,在1944年10月25日莱特湾大海战期间的萨马尔海战中,美国3艘驱逐舰和3艘护航驱逐舰逼退了追击的日本舰队。在1943年3月26日的阿留申群岛科曼多尔斯基岛海战中,得手的日本舰队也是因为忌惮美国驱逐舰的鱼雷攻击而放弃追击。
战后,美国驱逐舰的发展受到战时水面战斗群经验的很大影响,结果之一是美国驱逐舰的吨位和火力显著大于同时代其他国家,之二是具备完善的作战指挥中心,以满足水面战斗群的独立作战要求。但战后美国海军很少把驱逐舰作为水面战斗群编组使用,基本上回到航母战斗群的屏护舰队的传统角色。
在低烈度条件下,美国驱逐舰倒是有时独立编队甚至单舰行动,担任显示威力或者对弱小国家的由海到陆的打击任务。但这与水面战斗群不同,水面战斗群是针对高烈度作战的,低烈度条冲突的半军事、半警察性质连驱逐舰都是过度火力。
战后缺乏重大水面舰队对抗只是原因的一半。即使在战时,海军航空兵的发展也使得驱逐舰的鱼雷攻击模式很快过时了。驱逐舰只有相对薄弱的舰炮火力,而以鱼雷为主要攻击手段,在与得到舰载机或者岸基飞机支持的对方水面舰队对抗时,几乎没有生存力可言。
水面战斗群的辉煌时间不长,很快驱逐舰回到传统的护航使命中去了。尽管大容量垂发使得宙斯盾时代的美国驱逐舰具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远程雷达和信息化、网络化使得驱逐舰的态势感知得到极大改善,战后美国海军的战斗力核心无疑是航母,水面战斗群没有得到复苏。这是由美国海军专注于海上控制战略决定的。
海上拒止的要点在于阻止对方通过海洋达成战略目的,这里的战略目的包括海上交通线、两栖作战、海基对陆打击等。近海防御和远洋破袭都属于海上拒止,用海上决战和杀手锏迫使对方航母不敢进入己方近海甚至中远海,也是海上拒止。海上拒止是防御性的,从两次大战中的德国海军,到冷战中的苏联海军,到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海军,采取的都是基于海上拒止的海军战略。这也是大陆国家的常见海军战略,主要战略方向在陆地上,海洋只是必须加以掩护的战略侧翼。
海上控制的要点则是在于确保己方通过海洋达成战略目的。这是海洋国家的常见海军战略,海洋是进攻的主要战略方向,而不仅仅是需要掩护的战略侧翼。从大英帝国时代的英国海军,到二战至今的美国海军,都是基于海上控制的战略路线,这是进攻性的,这也是马汉海权主义的核心。
海上拒止和海上控制都追求制海权,但海上拒止只要求动态的、局部的制海权,海上控制则寻求持久的、全面的制海权。
中国海军正在转向以航母为中心的架构。航母本身并不解决海上拒止还是海上控制的问题,航母在两种海军战略中都可发挥作用,但只有面向海上控制的进攻性海军战略才最大程度地发挥航母的作用。换句话说,以海上拒止为目的的话,航母并非必要。另一方面,水面战斗群倒是为海上拒止而存在的。
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曾经很简单:保卫海防。这依然重要。近代中国150年的悲惨就是从有海无防开始的,中国不能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但时间快进到现在,中国海军的主要任务已经发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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