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出现跨国公司,它们在两个地区都设有办事处,并实行混合管理。在那个世界里,起源地在哪里越来越不重要了。
这种趋势能否持续下去,还取决于美国的政策。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日本公司是如何因迫于美国的压力而减少对中国的销售,从而导致严重的业绩下滑:它家的机器用于电子制造业,而美国为阻碍中国的进步,甚至愿意霸凌盟友。
参与俄罗斯-欧洲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停止建设或投资,否则美国将在自己领土之外用美国法律对付你们”。
在那一点上,决策取决于对经济实力的考虑,而这可能是双向的: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前,美国向澳大利亚等潜在签署国施压,让它们在繁荣和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澳大利亚选择了繁荣,签署了RCEP;但是如果经济利益不够大,比如德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这些公司就会选择向美屈服,即使收到政府不让这么做的威胁。因此俄罗斯输油管道的投资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持观望态度。
信念还是要有的
RCEP或“一带一路”的参与实例表明,中国最有可能达到质变的临界值(critical mass)。在我看来,繁荣和安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正相关的。
这确实可能导致IT业和电信业版图巴尔干化,就像如今已分裂割据的互联网世界一样。作为一家中国团队和欧洲团队每天都紧密合作的公司,我们知道这会有多痛苦,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这只会增加大量的交易成本,而这情况在西方国家之间乃至国家内部也都会发生。
不过,那些在个人信任层面上成功合作的人不会屈服于这种技术障碍,最终,他们会拥有一个成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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