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赶不上中国，因为他们缺少毛泽东

在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会议中，由于中印之前发生的对峙，民间对于莫迪领导下的印度的关注远超其它国家，成为了大家目光的焦点。我们今天再次跟郑老师一起聊聊莫迪与他领导下的印度，听听郑老师解读中印经济更多是竞争还是共赢，以及中国应该怎样和这一个经济的追赶者相处。

01

印度的买办商业文化

正角评论：金砖国家中，印度一直拿中国当做追赶的目标。莫迪也以印度的“邓小平”自居。很多对经济发展比较关注的国人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问题。当初中国改革开放，在亚洲的“老师”其实是日本。我们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进口替代，把这些日本工业品牌几乎全数斩落马下，并进一步在海外市场上攻城掠地，把日本以电器为代表的工业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也几乎抢到了手中。这对于日本来说，是典型的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

那么印度现在以中国为老师，开始了印度的“改革开放”。我们会不会也像日本一样，最后教了徒弟，饿了师傅呢？

郑永年：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这次中印对峙危机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印度。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正视过印度，总是把印度看成是落后的象征。这种现象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前，美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看待中国的。当时，他们很多看不起中国。当时的中国在西方看来是在太落后了，以至于很多人同情中国。但万万没有想到，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今天，西方人体会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力，但很多人仍然不知道中国是如何崛起的。我希望，中国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就印度来说，首先我们要具体地看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与不同。我们先抛开莫迪的改革，看中印两国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分别会起到什么作用。中国的商品最终会如洪水般席卷国际市场并不是一个“意外”。这个最终趋势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很多国际一流的企业家洞察了。例如，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传奇企业家松下信之助在改革开放之初访问中国时，发现中国的普通员工工资很低，同时极具生产主动性，热衷于通过劳动摆脱贫困，当时就预言了中国制造的时代会到来。80年代中国劳工工资只有数十元一月，到了90年代初也仅为数百人民币范围。

日本90年代初的工人收入在国际上正是如日中天的高峰。所以，中日之间巨大的人力成本差异成了中国企业最初在各方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也能奋力追赶的重要优势。在这方面，印度情况有所不同。尽管在人口学意义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了，印度具有很大的优势，但今天印度的人力成本仅仅是略低于中国等制造业大国，形不成很大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手机品牌进入印度，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直接出口。近两年以vivo和oppo为代表的手机企业才开始直接设厂生产，并不是由于直接设厂有利可图，而是莫迪政府为了创造就业，对直接进口手机征收13.5%的税款，造成了中国厂商尝试在印度组装避税。所以在印度生产本身并不具备当初中国那种人力成本上的巨大优势。

第二，底层民众求富欲望并不很强。正如松下兴之助发现的，中国文化造成基层民众都希望努力致富，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相信“穷则思变”。印度则不同。目前印度本土大部分底层民众由于宗教和种姓等文化传统，对致富并不热衷，在生活基本需求满足后幸福度很高，并不会象中国民众那样努力工作。

所以当初日本的企业到了中国，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直接参与经营，只把生产线出口到中国，就可以点燃中国民族的相应产业发展。像长虹这样的本土企业买了日本的落后生产线，从员工到总经理，全是我们自己的国人，上下一心奋发图强，就运作起了整个企业，然后反过来跟“老师”竞争。而中国的手机企业到了印度，必须连基层员工和代理都从中国输送到印度，才能运作起来。

很多vivo和oppo在印度的基层推广负责人，手上管着数十名印度底层员工，其实都是二十四、五岁的中国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由于非常努力上进，愿意去印度打拼，所以毕业不久进入公司后，愿意去印度的就一次提拔成了主管。他们初期到印度就发现，如果不大量派中国的员工去印度，印度的员工很多只说不做，效率很低。

第三，企业家阶层的缺失。中国的民族工业能够发展，比基层民众起到了更大作用的便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中国的精英阶层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中国的精英阶层从近代洋务运动开始，就把发展民族工业提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后期还形成了所谓冲击世界500强的民族企业崛起运动。所以中国有一大批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断努力，发展民族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竞争。

在传统企业时代，有以海尔、长虹为代表的民族家电企业与日本企业竞争海内外市场。到了现在互联网时代，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首的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在国际上与美国的互联网巨头竞争。虽然它们都有很多做得不好，或者让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这件事上，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反观印度则不然。印度缺乏民族企业家精神，印度的商业文化更多也是买办文化。说得通俗点就是替外国服务的文化。这和印度长期被英国人殖民有关。很多人都了解印度的IT与国际的接轨甚至比中国还早，但是印度并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像样的IT公司。印度人都喜欢在美国的IT企业打工，做美国的IT产业的一个关联者，而不是有力的竞争者。

我们再拿手机举例，诺基亚作为非智能机时代的移动巨头，其实在中国和印度都有工厂，但是诺基亚这样的巨头在中国设厂带动了中国的本土手机制造业发展，而印度本土的手机制造业则一直不温不火。到了智能机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可以与苹果三星抗争的华为、中兴、oppo、vivo等一众品牌，而印度的手机品牌现在不仅继续被国际巨头如三星和苹果压着，也同样被这两年后才进入印度市场的中国新兴品牌如vivo和oppo压制；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进一步倒退。如今印度销量排前5的手机，除了第一名三星外，其余四名都是中国品牌。

02

印度的地方割据主义

正角评论：是否可以说，只要我们不激发印度针对我国的仇恨和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从文化角度上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会是在扮演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市场，而不是竞争者？中国民族经济的崛起，除了文化，政府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您的著作《行为联邦制》里，您深刻地分析了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您称之为“发展型政府”。那么印度政府会不会对印度民族工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呢？

郑永年：讨论印度政府的作用就要讨论印度的政治制度与目前的政治生态。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出了“行为联邦制”。在“行为联邦制”下，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但经济上很分权，塑造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西方一些学者把中国的地方政府称之为“公司型政府”(corporatestate)。

印度则不同。印度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各邦有各邦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各邦政客实际核心的目的是为了选票和执政，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这跟中国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有极大的不同。印度各邦政客获得选票的方式很多，可以依靠宗教手段，可以煽动地方割据主义，也可以学习西方政客大肆承诺福利。

所以印度的各级政府在促进民族工业崛起这件事情上并不统一，有的政府不仅没有动力促成，反而因为自己的政治目的会起反作用。莫迪之前也是地方首长，做得很成功。但像莫迪那样的地方首长是在太少了。当然，莫迪在地方的成功也是他能够成功成为印度总理的主要根源。

我们拿发生在两个国家的两件事举例。90年代初期，在广州顺德，日后盛极一时的珠江电冰箱厂（就是后来号称北海尔，南容声的容声冰箱生产厂）想要扩厂，但是所在的容桂镇已经没有一块合适的地扩建厂房了。容桂镇的领导当时摊开地图仔细盘算，最后炸掉了一座山包，生生开出一片地来给企业扩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