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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爆发时,宋朝是如何应对的?

史上最早的隔离制度“控”不只是保护未感染人群,还要治疗病患,两者之间需要建立一道“防火墙”。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后疫。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创建“安乐坊”,采用隔离手段,三年间治愈了无数病患。《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赞:“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朝廷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安济坊的隔离病房“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为视医药饮食”。事实上,安济坊作为官办慈善体系的一部分,“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

考虑周到的流民安置  “控”还包括控制人口流动。俗说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受生产力和交通条件所限,古代赈济大都以城市中心。如此一来,大量流民涌入城市,增加发生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两宋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曾巩坦言:“至于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薄,必生疾疠。”

有鉴于此,两宋根据受灾情况,以耆为基本单位,划片赈灾,避免他们涌向城市。“每一官, 令专管十耆或五、七耆。据耆分合用员数,除逐县正官外,……择有行止、清廉干当、得事不作过犯官员。”这么做既提高了赈灾的效率,又有利于控制疫情。

两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伤寒、痢疾、时气病、麻风病、瘴疫、大头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频发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医学家等对疫情的治疗和成因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起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瘟疫防控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两宋防控瘟疫的经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文:计白当黑

参考文献:

【1】《医学与哲学》 - 邱云飞

【2】《宋史》、《剑南诗稿》、《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扁鹊心书》、《元丰类稿》、《老学庵笔记》、《救荒活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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