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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最节俭的皇帝，为何却留下一个最著名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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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十二日，北京城中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迎接凯旋的将士。道光帝登上午门，亲自主持一场盛大的“献俘”仪式。

自嘉庆末年起，张格尔多次在回疆作乱，攻城略地，裂土称王。道光帝在太和殿登极大典后的第10天便当机立断，出兵西北，声称“以我堂堂大清，屡挫锐于小丑，成何体统！”

七年间，清廷先后动用4万军队，花费千万白银，终于平定叛乱。

这一日，红旗报捷，张格尔被关在囚车中送往京城献俘，为避免其做最后挣扎，大臣们事先给他灌了哑药。面对道光帝审讯时，张格尔口吐白沫无法言语，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

道光帝下令，将张格尔凌迟示众。此次平叛被誉为“圣朝盛事”，而道光帝却不敢洋洋得意，只言：“非敢邀功拓土，只以失守旧疆是惧。”

道光帝绝对没想到，午门献俘将成为其在位期间最后一件武功。十五年后，这一方御玺盖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文本上，随后大清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为何这个以勤政节俭著称的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日渐腐朽？

▲道光皇帝。

2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初登帝位时，踌躇满志的道光也曾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将矛头指向贪污腐化的官场。

此时，已经运转两个世纪的清政府无可避地显出颓象，朝廷上下贪污泛滥、官场习气因循疲玩。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些地方官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就能搜刮到数万两白银，上至部院大臣、督抚，下至胥吏，大多对居官牟利的恬不为怪。

譬如道光年间，出任浙江巡抚的刘彬士，自上任起在当地大肆婪索。他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是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了不少钱，现在需筹钱还债，便以这个令人无语的理由收刮民脂民膏。

前文提及的张格尔叛乱，也与回疆的吏治问题息息相关。

当时，统领回疆八城事务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不但对百姓横征暴敛，还奸污妇女，强占商人萨赖占的女儿。张格尔正是在得知斌静不得民心后，才煽动群众发动叛乱。

就在张格尔作乱前，忠于清廷的布鲁特人首领苏兰奇打听到这一阴谋，立马向斌静报告。斌静不但置若罔闻，还命人将苏兰奇逐出衙门。

苏兰奇早已受其剥削，这回又被斌静好心当作驴肝肺，一怒之下投靠了张格尔。张格尔在得到苏兰奇的协助后发起叛乱，一闹就是七年。

3清朝官员的俸禄虽不高，但从雍正起就给官员发养廉银，一品大员每年可得一至二万两白银，七品芝麻官每年也有一两千两的收入。就算这些养廉银要留一部分作为办公费用，不能全进个人腰包，剩下的部分也算丰厚了。

然而，这远远不能满足清朝官员的贪欲，除了搜刮民财，贪官们还压榨下属，于是陋规盛行。

陋规，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在清朝官僚内部，各级衙门、上司下属之间，免不了要送礼送钱，于是就有了这些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灰色收入。

大清官员还为陋规巧立名目，如别敬、炭敬、冰敬、门生礼和“放炮”等，该什么时候送，送多少，也都有规矩。

张集馨就曾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详述陕西粮道向上司送礼的规矩：

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 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 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各级官员的陋规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先是州县官向百姓索取，之后管理各州县的上层官员再吃州县官，此举毫无疑问地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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