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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最节俭的皇帝,为何却留下一个最著名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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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十二日,北京城中张灯结彩,鼓乐齐鸣,迎接凯旋的将士。道光帝登上午门,亲自主持一场盛大的“献俘”仪式。

自嘉庆末年起,张格尔多次在回疆作乱,攻城略地,裂土称王。道光帝在太和殿登极大典后的第10天便当机立断,出兵西北,声称“以我堂堂大清,屡挫锐于小丑,成何体统!”

七年间,清廷先后动用4万军队,花费千万白银,终于平定叛乱。

这一日,红旗报捷,张格尔被关在囚车中送往京城献俘,为避免其做最后挣扎,大臣们事先给他灌了哑药。面对道光帝审讯时,张格尔口吐白沫无法言语,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

道光帝下令,将张格尔凌迟示众。此次平叛被誉为“圣朝盛事”,而道光帝却不敢洋洋得意,只言:“非敢邀功拓土,只以失守旧疆是惧。”

道光帝绝对没想到,午门献俘将成为其在位期间最后一件武功。十五年后,这一方御玺盖到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文本上,随后大清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为何这个以勤政节俭著称的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朝日渐腐朽?

▲道光皇帝。

2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初登帝位时,踌躇满志的道光也曾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将矛头指向贪污腐化的官场。

此时,已经运转两个世纪的清政府无可避地显出颓象,朝廷上下贪污泛滥、官场习气因循疲玩。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些地方官在短短几年任期内就能搜刮到数万两白银,上至部院大臣、督抚,下至胥吏,大多对居官牟利的恬不为怪。

譬如道光年间,出任浙江巡抚的刘彬士,自上任起在当地大肆婪索。他恬不知耻地声称,自己是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了不少钱,现在需筹钱还债,便以这个令人无语的理由收刮民脂民膏。

前文提及的张格尔叛乱,也与回疆的吏治问题息息相关。

当时,统领回疆八城事务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不但对百姓横征暴敛,还奸污妇女,强占商人萨赖占的女儿。张格尔正是在得知斌静不得民心后,才煽动群众发动叛乱。

就在张格尔作乱前,忠于清廷的布鲁特人首领苏兰奇打听到这一阴谋,立马向斌静报告。斌静不但置若罔闻,还命人将苏兰奇逐出衙门。

苏兰奇早已受其剥削,这回又被斌静好心当作驴肝肺,一怒之下投靠了张格尔。张格尔在得到苏兰奇的协助后发起叛乱,一闹就是七年。

3清朝官员的俸禄虽不高,但从雍正起就给官员发养廉银,一品大员每年可得一至二万两白银,七品芝麻官每年也有一两千两的收入。就算这些养廉银要留一部分作为办公费用,不能全进个人腰包,剩下的部分也算丰厚了。

然而,这远远不能满足清朝官员的贪欲,除了搜刮民财,贪官们还压榨下属,于是陋规盛行。

陋规,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在清朝官僚内部,各级衙门、上司下属之间,免不了要送礼送钱,于是就有了这些拿不上台面、见不得阳光的灰色收入。

大清官员还为陋规巧立名目,如别敬、炭敬、冰敬、门生礼和“放炮”等,该什么时候送,送多少,也都有规矩。

张集馨就曾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详述陕西粮道向上司送礼的规矩:

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 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 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各级官员的陋规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先是州县官向百姓索取,之后管理各州县的上层官员再吃州县官,此举毫无疑问地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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