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就在这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联络了张闻天、王稼祥等,向博古等提出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北上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会合的原计划,改为转进黔东南,进入敌人力量较弱又来不及设防的贵州,以避开敌人的伏击。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朱、周命令红一军团向通道西北方运动,侦察进入贵州的道路。李德得知后竭力反对,坚持必须按原计划执行,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于12日在通道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讨论议决。
然而,稍前,即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二局破译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我红军的部署密电。12日2时,红军总部将这一敌情和稍前破译的敌薛岳第二兵团的动态综合通报全军。原来,湘江战役后,何键已断定我中央红军意在出通道北上湘西北,与我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据此,他把统领的20万“追剿”军重新编组成两个兵团,由刘建绪率湘军组成的第一兵团为先导,由薛岳率中央军组成的第二兵团跟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就在会议争论不休时,作战局送上上述敌情通报,并且附上敌形势图。在敌人张网以待我北上的事实面前,博古不得不放弃对李德的支持,同意毛泽东的转兵西进贵州的意见。这就有了接下来的同月18日中央政治局贵州黎平会议,最终放弃北进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计划,挥师黔北占领遵义。
可以说,通道转兵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可能覆灭的危难。而促使这一转兵决心的下定,正是二局准确及时的情报。
●为什么蒋介石40万重兵胜不了3万红军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此后,毛泽东实际上开始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这时的中央红军,实力只剩下3万余人,士气严重低落。而这时的敌情,则远比此前的长征初期严重得多。一是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和贵阳督战。二是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和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地方军,组成40万重兵,企图将中央红军聚歼于贵州境内。三是蒋介石拥有国家战争资源,可以保障他的“追剿”军以逸待劳。这种严重的不对称形势,容不得中央红军走错一步。
四渡赤水是典型的运动战,情报对敌我双方尤为重要。这时,国民党军的情报获取手段,主要的是空中侦察,次之是地方政府的报告。尽管空中侦察是先进的,但那时的空中侦察还只能靠飞行员目视,而不是雨就是雾的气象,使得空中侦察基本处于无用之地。而地方政府的报告,要么只是局部,甚至误把小部队当成大部队,把佯动当成主力,要么是两三天前的红军动态。这就造成了蒋介石和他的前线指挥员来回调动部队,疲于应对,每每扑空,使整个战局,形似主动,实为被动。中央红军的情报,则由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破译高手保障。虽然这些高手一时还破译不了川军内部和滇军内部的密码,但对蒋介石中央军的密码则烂熟于心了。这使得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转化到作战行动上,是敌军每每打不着红军,而红军每每可以跳出敌军包围,甚至打着敌军,将现象上的被动,转化为实际上的主动。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40万重兵围歼不了3万红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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