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
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1936年12月20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1938年12月13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另外,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差无几,实即遗嘱,录之如下: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
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蒋的三份遗嘱于20日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也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记记其事云:"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1日,据张俊义译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这里有不同之处:一、蒋介石遗嘱交宋子文的日期,蒋日记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记系12月21日,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二、遗书交给宋子文的时间,宋子文日记为当天他第二次见蒋介石时,蒋日记是在宋、蒋开始谈话之前,先将遗嘱交宋转宋美龄。蒋日记云:"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先与张学良谈话,然后和张及端纳一同见蒋,因蒋看到宋美龄致函,情感激动,呜咽说不出话,宋子文乃示意张和端纳出外,由自己单独与蒋谈话。三、蒋日记没有记述让宋子文将遗嘱给张学良看。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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