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于苏州旧书店的珍贵史料
作为重要史料的宗方日记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藏孤本,从收藏到翻译出版,中间隔了60年,也可谓几经波折。
“据汤志钧先生回忆,这批资料是1957年历史所的历史资料采购员在苏州用100元人民币买来的,拿回来时就是一麻袋杂乱无章的东西,后来才发现极有价值。”甘慧杰说,所里懂日文的几位老先生将麻袋中的手稿分门别类,按日记、海军报告、照片、书信等装订,加了个封皮,形成了24册书籍。
至于这些手稿为何会出现在中国?甘慧杰说,这跟资料的前任藏主波多博有关。宗方小太郎于1923年在上海去世,日记随后被家人带回日本,1939年宗方的学生波多博为了编写宗方传记,跟宗方遗属借用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批资料,带到上海。“借的时候还立了借条,现在历史所藏着。”甘慧杰说,抗战胜利时,波多博并未写完传记,这些资料在其遣返回日途中被当时国民政府的海关扣留。上世纪50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后,宗方的家人还试图到中国寻找这批资料,甚至通过原《朝日新闻》社长长谷部忠的关系,拜托郭沫若查其下落,但也无果而终。
▲左图为宗方小太郎(坐者)与友人合影,据甘慧杰推测,立者很有可能是宗方学生波多博
宗方小太郎史料到了历史所后,因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被学界关注。早年也有一些历史学者比如吴绳海、冯正宝试图对其做小部分翻译与研究,出过一些成果,但完整的翻译出版始终无人敢碰。一来因涉及日军侵华情报,这批史料成了历史所里约定俗成的“禁区”;二来翻译难度太大,日记原稿书写过于潦草,难以辨认,加上宗方时代日文语法与今日不尽相同,翻译此书至少要具备古日语知识、近代日语知识、日文草书知识与中国草书知识,对翻译人员的要求极高。甘慧杰从2012年开始翻译这批史料,每天坚持译五六千字,但碰到晦涩处,有时一两天只能译三五十字,“有些内容估计能把日本人看哭”,最终他寻出宗方小太郎式的书写规律,用两年多时间将日记内容全部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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