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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担当大国责任不宜超越实力

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需要保持实力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即我们承担与第二大国实力一致的国际责任，超过这个责任则可能引来冒进的反弹。例如，绝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是采取以我国贷款为主要投资的方法进行。我国贷款为这些项目所在国提供了公共产品，但如果这些国家今后长期无力偿还贷款，这些贷款就不是公共产品，而成了我们的包袱。为了防止发生冒进，对于“一带一路”的项目需做好事先的可行性研究，对于项目的回报需要做实地考查。每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有特殊性，项目回报的评估超越了经济学家和政治研究人员的知识范围，得靠企业家们来做。

将周边作为外交重中之重

《参考消息》：很多西方国家在谈及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时，还是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是“中国渗透”。您对此怎么看？中国应该怎么做？

阎学通：应将禁止对外推行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战略原则。对外推行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霸权主义的政策。冷战时美苏两国都是这样，冷战后美国加大推行其价值观的政策力度。现代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共性之一就是对外推行本国的发展模式、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就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不追求霸权。要实践这一承诺就不能对外推行我国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以前我国社会发展较为落后，实力不强，因此没有向外推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的条件。如今，我国发展取得了较大成果，综合国力已经世界第二，如何约束自己不对外推行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这关系到防止我国变成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大问题。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与自己不同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且有改变别人思想认识的强烈动机。意识形态之争和教派之争导致战争的事例也数不尽数。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倡导国际领导国不对外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容忍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因为这有利于避免军事冲突和维护国际秩序。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需要坚持“来而不拒，不往教之”的中华文化传统，即中国模式是否被其他国家学习，这是别国的事，我们不必上心。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我们比别人发展得更成功，自然会有国家愿意模仿中国模式。

《参考消息》：通过您上述讲到的这些方式，中国可以突破“崛起困境”吗？

阎学通：“崛起困境”是清华的孙学峰教授提出来的。他所说的“崛起困境”是指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实力差距越小，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我国在200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使全世界承认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从那时起我国外部国际压力不断增大证明崛起困境的理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崛起困境”作为一种规律性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克服不断增长的压力实现崛起是可能的。我以为应对目前国际压力上升趋势的策略应将周边作为外交重中之重。我国综合国力已是世界第二，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还比较大。从地域角度讲，这意味我国现有实力塑造周边环境成功的可能性大于塑造全球环境。如果我们将我国的外交资源集中于塑造周边国际环境，这可减缓我周边的直接国际压力。

从实力构成要素讲，我国经济实力，特别是贸易实力，是全球性的，但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还是地区性的，因此经济和贸易上应积极介入全球性事务，而在军事和政治上则不宜介入周边地区之外的事务。

从价值观角度讲，由于内政和外交已经合为一体，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提倡的行为原则应一致。如果能做到这些，对于突破“崛起困境”会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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