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香港的地方势力与外部势力勾结,从2003年就开始搞大规模针对性的示威游行,他们愣是阻止了《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还记得2003年7月1日,在香港资本、司法、媒体以及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香港爆发了50万人的大游行,这次大游行直接阻止了23条的立法。后来,每一次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就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才导致了23条立法一直无法落地。
对此,国家当然是不满意的,所以一直在努力推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林郑月娥的修例最终引爆了这一深层的矛盾。说得直白一点,香港的地方势力,试图借助外部势力实现“港独”或达到不受中央节制的状态。如何实现不让中央节制?就是想在议会选举、特首产生机制上形成突破,从而让香港走向“港独”或彻底脱离中央控制。
一方面是国家不断推动立法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中美激烈博弈,香港的地方势力就认为突破的时机到了,于是就借助“反修例”运动实现香港的“半独立”或“独立”。
香港为什么闹得那么凶?就是因为香港的本地势力认为,这是实现“港独”或脱离中央控制的最好时机;美国则认为,香港是个跳板,在香港制造暴乱可以将祸乱引入中国内地,这对美国与中国博弈有利。在这种背景下,内外势力勾结,就出现了香港持续大半年的暴乱。
其实,早在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时占豪就在文章分析中不止一次建议,国家其实应该从全国人大层面立法和释法来解决香港的问题。不过,客观而言,2014年的时候,香港问题还不是我们国家特别突出的矛盾,或者说香港的矛盾对我们国家的影响还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并没有去进行刮骨疗毒式的调整。而且,当时中美实力差距还有点大,中国并不想在香港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所以当时香港依然是以稳为主,这么一稳就一直到2019年矛盾彻底激化。
到了2019年“港独”反修例时,其实国家也已无退路。因为,如果“反修例”运动真的让“港独”得逞,那他们接着必然大力推动所谓的“特首直选”、改组香港立法会选举办法等。真发展到那一步,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当时国家也没退路了,于是下了决心彻底解决香港问题。
香港一些势力不是反对《基本法》23条的立法吗?那好吧,我们不用香港自己立法了,直接在全国人大搞港区国安法,同时成立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特首担任委员会主席,港府相关重要部门的领导担任成员,中央直接在委员会中派驻国家安全顾问,直接给港府撑腰。
港区国安法赋予了特首绕过香港司法体系的权力,并且设立了绕过香港司法体系的执法机构。有了这样的措施,特区政府就不怕那些“港独”再搞事了,因为香港司法体系、资本和外部势力,再无法给“港独”提供支持和庇护,搞不好自己也得被抓进去。如此,“港独”一下子就失去了支撑。所以说,2020年5月两会,国家通过港区国安法是香港真正拨乱反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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