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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特朗普“近卫军”的结构成分,美国问题大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但也很能说明问题:美国社会的撕裂不仅是地域间的,也是地域内的。2020年大选票数接近、富有争议的结果,只会导致失败的一方积聚怨气。这是2016年大选的翻转,只不过那时是民主党支持者的怨气而已。

危险的是,不管对民主党支持者还是共和党支持者,这怨气不只在“敌占区”,也在“根据地”。这样脆弱的平衡可能轻易翻转,比如下一次国会中期选举或总统大选,不再是“蓝岛”在“红海洋”里的水落石出,而是“红海洋”淹没“蓝岛”。美国政治的激烈动荡还将继续。

3. 暴徒并不年轻,并不贫穷

与2015年以来在美国政治暴力中被捕的大多数人一样,国会冲突中的被捕人员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在2015-2020年间被FBI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94%为白人,94%为男性。在国会冲突中被捕的人,94%为白人,86%为男性。这一点不意外。

意外的是,2/3的国会冲突被捕分子超过35岁,中位年龄超过40岁;其中32%为34-44岁,24%为45-54岁,12%为55岁以上。“常见”的25-34岁年龄段只占22%,18-24岁年龄段更是只占10%。也就是说,65%超过34岁,而历年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61%不到35岁。上述提到的那位得克萨斯钻井工已经48岁了。一般说来,政治暴力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通常在十几、二十岁,最多30出头。

年轻人无牵无挂,容易冲动,容易受到蛊惑,这不奇怪。但中年人参加政治暴动,说明动因是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而非政治冲动。成家立业后,牵挂多了,政治热情通常降低,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只能说明他们坚信“过不下去”,必须铤而走险了。换句话说,特朗普支持者不是一时冲动、受人蛊惑,而是代表着深层而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这对美国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如果用将国会冲突被捕者的年龄分布与香港黑衣人对比会很有意思,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发现是:80%的被捕人员都有工作,还不乏有钱有地位的,比如老板、白领、州议员、退伍军官,甚至还有一位奥运金牌获奖者。

具体数据显示,85%是有工作的,只有9%无业,另有2%的学生和4%的退休人员。在历年被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62%有工作,25%无业,10%是学生,2%为退休人员。换句话说,失业不是极右暴力倾向的主要动力,失业更不是成为特朗普近卫军的原因,绝大部分反而是“自带干粮”的。举几个例子:

imone Gold医生已经55岁了,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比佛利山,是医生界阴谋论小圈子的成员,新冠阴谋论的积极鼓吹者,也以医生身份大力鼓吹氯喹的有效性。

Jenna Ryan是个房地产商人,来自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她是坐着私人飞机赶来华盛顿参加“向国会进军”活动的。

Bradley Rukstales是伊利诺伊的一家市场营销公司Cogensia的CEO。事发后,公司把他开除了。

在冲击国会被捕人士中,有13%是老板,包括Ameri-I-Can弹药公司、Wholesale Universe、Matador Sport Fishing的老板,还有上述Cogensia的CEO。白领占27%,包括谷歌地区总部的高级专家、银行的地区总管、医生、律师、建筑师等等。

中年、中产是特朗普近卫军十分显眼的一个特点,这颠覆了过去人们对其支持者主要来自铁锈带和农业区的认知。贫穷并不是他们卷入政治暴力的动力,所以要抚平美国的社会撕裂,并不是增加工作机会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大得多、深得多。

4.特朗普的号召是他们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