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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惊呼中美爆发贸易战受伤最重的竟然是台湾！

2017-02-24 15: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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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容许台湾借用“中华民国”：从1949年起

刚解密的海量CIA档案为本文的讨论标了一个起点，因为它们详细记载了1949-1951年中共最高层对依靠苏联海空军的全力协助、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人事和军事安排，以及毛泽东团队精心策划的解放台湾方案，如何被朝鲜战争中断。

从那时到如今的70余年里，“中华民国”这个称号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是一件借来的大礼服，尽管不太合身——因为台湾原本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省份，却发挥了多种象征的和实用的功能。在政治领域，“象征的”并不一定是虚假的或无足轻重的，它往往为“实用的”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允许小小的台湾借用“中华民国”这套大礼服，迄今一共有两次，但出借方并非是同一家。第一次的出借方，自然是原本在中国大陆执政的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的国民党，1949年冬季之前虽然处于生死一线牵的关头，却尽量把能够支撑“中华民国”这个政治象征的所有东西，都一一搬到台湾来。披挂着“中华民国”大礼服的台湾社会，既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以“二二八事件”这样的政治代价最为知名，还包括经济的和社会的代价），也由此获得了巨量的实惠，至今仍然没办法整理出一份朝野均能够认可的完整账单。

不过有一点却是符合比较研究反复论证的事实：若无那件大礼服，紧接着其后的所有那些大事，几乎都不会发生。首先是没有1949年撤到台湾去的120万中国大陆人士，包括60万铁杆“国军”，他们死了心要用生命来保卫宝岛。台湾仅靠自己，也是得不到美国那么长期和巨额的对“中华民国”拨出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缺少了这些，原本只有600万人口的台湾，绝对抵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发起的攻击。早早“被解放”了的台湾（多半会在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之前发生，因为中共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大力军事协作才能横渡台湾海峡），其经济和社会被翻盘改造的彻底程度，也不会小于福建和浙江。1950年代后不久的台湾经济起飞、顺利快速迈入中高等收入的富裕水平，都不会发生。

第二次容许台湾借用：从1990年代尾期开始

等到当年拍板让台湾借用“中华民国”名号的老一代中国国民党领导人相继逝去——他们是最正宗的“中华民族主义分子”或“大中国主义者”——那些早就对此不愿承受的台湾人士觉得，这件很不合身的旧大礼服应该脱下来扔掉了。从政治象征层面对这样的换外套倡议作出细腻解释的，以此最为激情：

“名字的存在甚至代替了存在自身。没有名字，也就没有存在，也无所谓指认（identification）。‘无名’因此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给集体的存在一个名字，给部落偶像一个指认。……【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共同生活与存在，开始同意并主张对自己应该赋予一种新的诠释、发展出特别的称谓、特别的标识，以有别于以往那种虚幻的存在。这种新的集体生活表征，既然是不能用以往‘中国人’与‘中华民国’的历史来充分表达的，那么哪一些是这个新的共同经验的要素呢？”答案就是以台湾为唯一标记的新国号。（张茂桂：《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然而，令绝大多数人没有意料到的是，到了这关头，却横道杀出来一位拦路虎，大声警告这些台湾人士：绝对不许可扔掉“中华民国”这件有象征意义和实际利用价值的大礼服。笔者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身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及其支持民众，他们竭力维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理性和感性动机并不出我们所料。这里的“中华民国”大礼服的意外维护者，是中共对台工作的党政、军队、情报、外交、宣传、公安体系，一个异常庞大和强力的系统。可以说，从李登辉和陈水扁任期交接点的1990年代尾期，直至马英九任期结束的2016年，中共对台工作系统成了允许台湾借用“中华民国”大礼服的中流砥柱。若无这位新的出借方运用诸般有形无形大力，仅仅靠着人在岛内的那部分中国国民党铁杆成员，是很难在将近20年的漫长跨度里让台湾社会继续披挂这件外套的。岛内要换外套的人越来越多，理由越来越层出不穷。

在有些观察家分析家眼里，中共不遵行简单的政治逻辑允许台湾借用这件越来越不合身的大礼服，实在是一厢情愿，指望台湾各界不要走上一条不归路。然而，台湾社会从这位新的出借方手里接过这件大礼服，实惠也得了不少，诸如经贸利益、优待台湾居民到中国大陆就业就学、外交邦国不被摘除等等。不过，中共作为新的出借方，近年来越看越盘算，越是感到得不偿失：台湾借用这件大礼服，能拿到的实惠尽量拿，能不作出的让步尽量不作。这种不满并非从蔡英文执政才开始，在马英九执政的后半期就已经日积月累。蔡团队的上台，是把出借方的不满从量变转为质变。于是摘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外交邦国”就启动了操作，22个减为21个。中共对台工作系统的决策层显然已经跨过了一个新门槛，不让台湾老是借用那件大礼服又不付出高额租金。借用到期！

能做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有些台湾政界学界人士及其外国支持者一直辩解，那些“邦交国”除了一个以外，既非大国也非富国，多数是不断伸手的要钱国。有它们没它们并不影响台湾的实际利益，因为台湾的生存安全和经贸发展空间基本上不依赖它们。笔者很难被这种“赤条条理论”说服：倘若所有的“外交邦国”都被摘除了，“中华民国在台湾”不就只剩下台湾自己、此一“国号”不就被消名了吗？而台湾又不能成为一个仅以自己为名义的国际法体系的成员，那以后的路怎么走呢？且不论上台下台的政客们，还有2300万的普通民众咋办？

笔者从1980年代尾期开始到台湾做实地调研，最初听到的极富特色、但并不属于台独立场的人辩解的绝妙比喻，是为什么台湾和中国大陆既不能合成一体、又不能完全分割，末了的结语是：“两边的关系是身体主干和LP的关系”（LP是luan-pao睾丸的委婉词）。讲解者经常会用长达一百多年的东亚区域政经互动态势来论证这两边的关系：断然分开也有害，强制连接也有害；最合乎自然的，是保持有距离的合而不一（参阅“沈君山教授谈九二共识：分而不独”，台湾联合报系报道，2004年11月7日）。当年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讲解的台湾学界政界人士，多数已经退场乃至作古，他们讲的这个听起来粗俗却颇具启迪意义的道理，不时返回到笔者的耳边。未来不久的几年到十几年的时段里，我们有很多机会来检验这个比喻是不是真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