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英国那桩案子,卡什在采访中说了一句很值得咀嚼的话:“我虽然被法律宣告无罪,却遭到诽谤……这种感觉就像我再次在舆论法庭上被定罪,而定罪者正是我曾经共事和信任的人。”这句话点出了这套“间谍叙事”最核心的运行原理:法律定罪不是目的,舆论定罪才是。卡什被法律宣告无罪之后,失去的工作不会自动回来,断掉的关系不会自动修复,他在公众眼中留下的“曾经被控为中国间谍”的痕迹不会自动消失。法律上的“无罪”和舆论场上的“有罪嫌疑”之间,隔着一道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制造这道鸿沟的人不需要在法庭上赢,他们只需要让“调查”发生,让“指控”被报道,让“中国间谍”四个字和某个人的名字在同一句话里出现过一次,就足够了。
卡什的遭遇之所以构成一种结构性讽刺,不在于他“亲华”——恰恰相反,他曾经是英国议会里对华最强硬的圈内人之一。正因为他身处反华建制内部,他被选为“替罪羊”这件事才暴露出这套机制真正的选择逻辑:它并不精确识别“谁亲华”,它识别的是“谁可以被牺牲而不引发建制内部的反弹”。一个反华小组的前主任,在政治需要的时候被当成“中国间谍”抛出去,既不会得罪真正的反华基本盘(因为他本来就是“自己人”,用完可以丢弃),又能在公众面前完成一次“看,我们真的在抓中国间谍”的表演。这种操作的精明和粗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精明在于它精准计算了牺牲品的政治成本,粗暴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证据来决定结果。
英国那场复盘报告里“一团糟”的评价,和美国“中国行动计划”下那些撤诉、无罪、自杀和失业的案例,指向的是同一个结论: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在相当多的西方政治操作中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被证实的情报判断,而是一个可以被随时调用的政治资源。需要向公众展示强硬时,抓几个人;需要为科技封锁找理由时,起诉几个学者;需要转移国内矛盾时,炒作一个“间谍案”或“间谍气球”。至于证据链完不完整、被卷入的人后来怎样,不在这套操作的优先序列里。卡什说他“愤怒和沮丧”,陶丰还在打官司,汪丹浩已经无法为自己说话了。这些人不是“附带损伤”,他们是这套叙事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燃料。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英国“间谍案”撤诉时说过一句话:“英方炒作的所谓‘中国间谍’案完全是无中生有、自导自演”。这句话放在英国案子上是准确的,放在“中国行动计划”和气球事件上同样成立。对于这套已经反复运转、反复穿帮、却反复重启的叙事,最有效的回应不是跟着它的节奏去逐条自证,而是把它的生产流程摊开来看:谁在定义“间谍”,谁在提供“证据”,谁在撤诉之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当“反华小组主任被当成中国间谍抓起来”这种剧情都能上演的时候,继续追问“下一个被冤枉的是谁”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这台机器下一次启动的时候,它准备把自己的哪一个“自己人”扔进去,来证明它还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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