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沉疴”:老龄化铁幕与债务高山
拨开汇率迷雾,我们审视日本自身的阵地。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是深刻且长期的,首当其冲便是“老龄化”这道沉重的铁幕。日本社会深度老龄化,劳动力人口持续萎缩,这不仅直接抑制了生产端的活力,更带来了骇人的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内需消费市场如同步入暮年的巨象,步履蹒跚,难以提供强劲的增长动能。
与老龄化相伴的,是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之比早已突破250%,高居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首。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极大地限制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货币当局(日本央行)长期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近乎“直升机撒钱”,但通胀目标迟迟难以稳定实现,政策工具箱已显捉襟见肘。因此,日本的“衰退”,是一种在高度发达、高度成熟阶段遭遇结构性天花板后的“停滞型衰退”,其基础设施、技术储备、国民素质与财富积累的底子依然深厚,但增长引擎确实严重老化,需要一场深刻的“产业维新”来更换心脏。
三、 印度的“痼疾”:制造业跛足与民生沼泽
那么,实现“超车”的印度,是否就高枕无忧、前途一片光明?笔者的判断是:恰恰相反,前方的雷区或许更加密集。印度经济的巨大光环之下,掩盖的是其“制造业”这一现代经济脊梁的严重发育不良。
尽管莫迪政府力推“印度制造”,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长期徘徊在15%左右,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其工业化进程面临土地、劳工法改革艰难,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物流)瓶颈突出,产业生态系统不完整等多重挑战。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无法创造足够多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也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自主能力。印度的经济增长,目前仍过度依赖内需服务业和农业,这种结构是脆弱的,难以支撑其庞大年轻人口对未来的期望。
更严峻的挑战在于民生。印度的人均GDP仍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巨大的贫富差距、惊人的青年失业率、低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短缺,共同构成了一片广阔的“民生沼泽”。经济增长的成果若无法有效惠及普罗大众,特别是数以亿计的青年,那么所谓的人口红利就可能转化为“人口炸弹”,社会内部的张力将持续累积。此外,地方保护主义、官僚体系效率等问题,仍是制约外资流入和本土企业做大的无形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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