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嫌弃”的背后:特朗普主义与美国的战略转向
这次制裁,虽然发生在拜登政府任内,但其精神内核,却深深烙印着特朗普主义的底色。特朗普对欧洲的“嫌弃”是公开的、持续的、甚至是刻薄的。他视欧盟为官僚怪兽、经济竞争对手、防务上的“搭便车者”,以及被“政治正确”毒害的软弱象征。
这种“嫌弃”并非个人好恶,它反映了美国战略界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欧洲在衰落,其战略价值已大不如前。 前美国驻欧洲陆军司令本·霍奇斯的言论最为露骨:欧洲在美国的优先清单上仅排第四,次于西半球、印太和中东。换言之,在美国看来,欧洲已从“最重要的盟友”降级为“有时有用的伙伴”,甚至可能是“需要敲打的累赘”。
其深层逻辑在于:
地缘重心东移:美国全力聚焦“印太”,围堵中国成为两党共识。欧洲在其全球棋盘上的分量相对下降。
产业竞争加剧:在新能源汽车、绿色科技、数字税收等领域,美欧从“盟友”变成了直接的“竞争者”。欧洲的监管和法律,被视为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贸易壁垒”。
价值观工具化:“共同价值观”在美国手中,越来越像一根随意挥动的棍子。符合美国利益时便是“普世价值”,挑战美国利益时就成了“需要监管的对象”。欧洲追求的数字主权和产业保护,在美国叙事里就被扭曲为“保护主义”和“数字威权”。
因此,制裁布雷顿,是美国这种战略轻视和竞争心态的必然产物。它用一种极具侮辱性的方式宣告:欧洲,你已经没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地制定规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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