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到美国留学,先到佛蒙特大学,后到布兰代斯大学。但我一到美国,就被美国的两极分化震惊了。在佛蒙特我住在穷人区,我的那些穷邻居好多是文盲,没有工作,全靠社会救济度日,而毒品、种族歧视、高犯罪率等,让我看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大部分美国学生不认为这是问题。在他们看来,任何社会都有贫穷和不好的一面。
在班上,每当教授和同学讨论所谓“美式民主优越性”的时候,我都要指出美国的两极分化问题,固执地认为美国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帮穷人提供一份适当的工作,让他们自食其力,享受做人的尊严。但我没能让任何教授和同学接受我的观点。我在美国大学读了八年书,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认同我的观点。
1998年,我博士毕业,开始在美国大学教政治学。当我批评“美式民主”不足的时候,一些美国学生很不习惯,个别学生给校长写信,说我反美,要求校长开除我。
2005年,我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短文,质疑该报对中国的报道。短文发表后,有很多人给我们学校写信,其中包括学校的一些金主,要求学校开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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