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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突然披露谈判内容,数亿美国人感到绝望了

这份倡议书有很多细节,核心是“四只篮子”框架。其中第一只就是“禁止篮”,即如果一国实施的政策以伤害别国为代价来增进本国的福利,比如只为自己的企业或产品垄断全球市场,或者想用不平等的数据或定价获得全球垄断,这种“以邻为壑”、把负面效应转给别国的政策应当被明令禁止。

然后我们提出的还有第二只篮子,即“双边谈判与协调篮”,第三只篮子“国内调整篮”和第四只篮子“多边治理篮”。

“四只篮子”框架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制定出新的磋商机制,让中美两国可以各自做好自己的改革,同时遇到问题能进行良好的双边磋商,也可以启动多边治理和磋商,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走向摩擦,甚至对抗。

我们所努力制定的这些规则,是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够实行并保护自己的产业政策模式和经贸模式,但与此同时,也要确保这些自主性的政策或经贸模式不会干扰对方和别国的利益。

磋商的语言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比如说如何进入市场。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管理这些跨国的溢出效应。

对于每一个国际磋商机制来说,我们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谁会来执行这种新的磋商机制。在国际外交上可能没有一个绝对的执行者,也没有第三方能够去执行,这都需要基于我们互相的信赖以及互惠的合作。所以,我们希望《联合倡议》所提供的机制是一种语言、一种理念,帮助我们打造一个新的经贸关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帮助我们不断增进两国经贸关系之间的互信。

我们愉快地看到,这份《联合倡议》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来自美国和中国学界的强有力支持,并且有很多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希望这可以成为两国的一个新出路,能够不断推进中美关系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也许与目前美国政府的方向不同,但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更好的方向。

杰弗里·雷蒙

杰弗里·雷蒙:

今年夏天,姚洋教授、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和我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担心: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会给两国人民都带来损害。我们同样也非常担心有人说中国既然没有向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靠拢,那么中美之间就只能彼此脱钩。

我们共同认为,在趋同和脱钩这两个极端中间,一定存在着一个可协调的方案,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认真交流和学术分析就能找到的折中方案。

因此,今年7月,我们三人召集了一个10人工作小组,然后又联合一系列非常知名的国际经贸和法学专家,大家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这份《联合倡议》。

我们先是8月初在纽约大学开会,9月份写出了这份联合倡议。之后,我们把倡议发给了全世界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和学者,包括27位经济、国际贸易、法学等领域的专家,他们很多人都非常支持我们的10人工作小组,并愿意在《联合倡议》上签名。最终,包括工作小组之内的37人签署联合倡议书,其中有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3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是法学教授,也参与中美之间的民间协调工作,曾连续两次参与上海美国商会组织的到国会山的拜访活动。在今年的拜访中,我发现,议员们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七个重要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技术补贴、金融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汇率改革等等。当时讨论的这七个难题,也被认为是中美能否趋同,或者是否需要脱钩的一些关键指标。尤其是关系到中国的市场是不是扭曲的,如何改变扭曲,特别是国企和补贴问题,最让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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