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传统强国对中国经济“份额侵蚀”的抵制与恐慌感在急剧上升。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德国的媒体舆论中,常常能听到对中国的捧杀、棒杀声,时不时地出现对中国领衔的新一轮全球化的批判、反对声。在未来,如何在贸易、金融、产业等政策上协调与这些传统强国的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而是高度考验中国对外政策的耐心、恒心与精细度。
第三,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期待过大”的压力与风险。按照十九大要求,中国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从未实现过的国家发展目标,即快速崛起进程中不发生金融危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舆论的期待值普遍提升,对国家发展的诸多纰漏也会非常敏感,全球舆论也会以显微镜的方式洞察中国。如何调适与回应社会预期、真抓实干、脚踏实地,真正实现人类从未有过之伟业,需要漫长而细致的工作。
第四,中国本身的价值观与社会理念很难在短期内令全球心悦诚服。当代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仍处于不断整合的阶段,包含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明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不断探索、发展形成的理念三者之间的融合贯通。要呈现并令世界接受一个明确、清晰且完整的“当代中国价值”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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