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时主和派官员袁昶在其日记中所记载,第一次御前会议结束后,袁昶面见庆王、荣禄和端郡王时,对三位大佬说:“若招抚拳会与董军合势,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三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庆神色沮丧,无所言。荣韪之云,非我能作主。端甚怒,怪我言太激。”从“神色沮丧”一语可以看出,庆亲王奕劻对向外宣战一事非常悲观,他知道这是疯狂愚蠢的事情。庆亲王此时只能选择沉默,因为他的地位已经不同往日了,从荣禄给叔父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此事始于端王,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故众口一词,坚意主战,皆以侄为怯……故庆王尤不敢出语,而拳民竟有以他为汉奸,几欲攻其府第,亦有人使之耳。”“有人使之耳”就是幕后有主使者,奕劻毕竟是亲王重臣,一般义和团民不敢轻易动他,背后必有主谋者,那只能是端郡王一派人了。端郡王载漪之所以敢如此嚣张,无外乎是得到了慈禧的宠信。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以非凡的勇气下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绝交宣战。宣战之后,京津乃至华北一带的局势更趋恶化,各种滥杀洋人事件屡屡发生。作为朝中重臣的奕劻,此时又能做什么呢?面对汹汹而来的乱局,庆王奕劻选择的是静默,一切可能得罪太后的事情,他都不会去做。在甚嚣尘上的主战氛围中,奕劻只能以人云亦云来谋得苟安,根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记载:“时有诏征兵,海内骚然,羽书相望,乃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暮年用事,尤骄横。”一个“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便可窥出奕劻此时的无奈。
1900年7月底,京津一带的战局日益恶化,大清败局已定,京畿大有沦陷之势。在联军即将攻陷北京前夕,慈禧太后没忘记收拾战前会议上违背她旨意的那几个主和派官员,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这五位主和官员先后被杀。擅杀大臣,太后的这种做法是违背常理的,很多官员对此都表示反对,重臣荣禄就是反对者之一。同样还是李希圣的记载,“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诏辞忸怩,无左证。又欲杀奕劻……会城破而免。”从这段材料中可以看出,奕劻不但力主剿灭义和团,而且也不主张杀徐用仪等五位主和派大臣;因而与慈禧、载漪等人关系紧张,以至于闹到慈禧要杀奕劻的程度。长期以来善于逢迎太后的精明官僚奕劻,此时也失去了慈禧的信任,可以说这是奕劻与太后关系的冰点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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