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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他身后的四个日本友人

来源：非常历史

2018-07-27 15: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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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他身后的四个日本友人

有关孙中山早期革命生涯，如果我们看零散的书，总会闪过下列词语——日本友人，同情革命，中山樵、宫崎寅藏、黑龙会……——语焉不详，躲躲闪闪。

平山周：为孙文取名“中山樵”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文(即孙中山)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用过很多的化名，其中绝大多数不为人知，惟有“孙中山”竟喧宾夺主，以化名取代本名而广为人知。而更有趣的是，起这个名字的不是孙文本人，而是一个叫平山周的日本人。

平山周

平山周1870年出生在日本福冈，19世纪末参加日本秘密社团，投奔日本著名政治家犬养毅门下。当时的日本政府担心清政府恐怕难以维持，为未雨绸缪，决定预先调查中国的革命力量，犬养毅于是推荐自己门下的宫崎滔天、可儿长铗、平山周3人从事此项工作。平山周等人拿着日本外务省拨出的专款一时不知如何下手，只好求助回国述职的日本驻伦敦武官宇都宫太郎。宇都告诉他们，要了解中国革命，只要找到孙文就清楚了。

经过伦敦蒙难，孙文在国际上名气大盛，但平山周3人对孙文却闻所未闻。在前往中国的船上，平山周从报纸上看到“孙逸仙”的名字，便推测可能就是孙文。到中国后，平山周专门买了一本《伦敦蒙难记》，了解孙文的一些简单履历。

此后，平山周踏上寻找孙文的行程。他先到澳门找到一个名叫山本的日本人，在山本的介绍下，平山来到香港和华南等地，结识了一些维新党人。此时，宫崎滔天与中国在日的革命党人开始交往，他对回国的平山说，只要到横滨问一问陈少白，就知道孙文的消息。于是两人就去横滨拜访陈少白。在登门拜访时，一个陌生人告诉他们说，陈少白到台湾去了。在与此人交谈后，他们尝试着问他是否知道孙文的消息，没想到这个人笑着说：“我就是孙文。”于是三人都笑了起来。

平山周将孙文介绍给犬养毅后，就陪孙文去找旅馆。在一个名叫“对鹤馆”的旅馆，平山替孙文代笔登记住宿。当时孙文处于流亡之中，不便公开身份。登记簿上填什么名字呢？平山突然想起刚刚经过的一家叫“中山侯爵”的府第，于是就在登记簿上写下“中山”两字。中山在日文里只是姓，那叫什么名呢？就在平山踌躇之时，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下面添上了一个“樵”字，笑称自己是中国的山樵。

就这样，孙文用“中山樵”的名字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日本，革命党人称呼其为“中山先生”，有时在前面加上姓。于是“孙中山”就成为孙文的另一个名字。“孙中山”广为人知，大概是平山周所料想不到的。

此后，平山周成为孙中山的密友，长期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1931年，他被中国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司令部聘为顾问。

山田良政：为中国共和献身

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中，日本友人积极参与。其中，山田良政是第一个牺牲的日本人，被孙中山称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1868年出生在日本的一个武士家庭，曾参过军，退役后在台湾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在东亚同文会从事文化交流和情报搜集工作。在此期间，山田思想越来越激进，认为中国应当发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与宫崎滔天关系密切，并通过宫崎结识了孙中山。

1900年，孙中山决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郑士良作主将、日本人日南为民政总裁，南万里(即平山周)为副手。当时宫崎滔天等人感到日本同志力量太小，决定动员包括山田良政在内的同文书院的师生参与。宫崎认为，山田等人“都是爽快的男子汉，一呼，他们就会同行的”。

10月8日，郑士良率600多人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在清军的围攻下，起义军很快就因为弹药不足陷入困境。郑士良向孙中山请求帮助，孙中山希望台湾总督府帮忙，于是让起义军从惠州向厦门方向突围，山田的职责是接应惠州起义部队北上。

就在山田忙着准备时，日本政坛发生重大变化，伊藤博文重新上台。伊藤一上台，便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孙中山一枪一弹。10月20日，山田抵达惠州起义军营地，22日在随军突围过程中，因为迷路被清军抓获，惨遭杀害，时年32岁。

山田的战死令孙中山悲痛万分。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不仅评价山田是为共和牺牲的第一位外国义士，而且在民国8年特意撰写纪念碑文，称山田“其人道之牺牲，亚洲之先觉，身虽殒灭而其志不朽矣”。

宫崎滔天：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

宫崎滔天1871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熊本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897年9月，宫崎与平山周在横滨陈少白的家中见到孙中山，最初，宫崎对孙中山十分狐疑，后来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宫崎道出了自己的担心：“此人果真能身负中国400州郡而立地者乎，能君临4亿苍生而执号令之旗者乎，可堪辅佐以终遂我平生之志？”

孙中山和宫崎滔天

通过交谈，宫崎完全被孙中山的气质和理想折服。他感慨道：“乍一看去，其外貌气质像是涉世不深的后生小伙，又如天真无华的村野姑娘。然而其思想何其深邃，其见识何其拔群，其抱负何其远大，其情感又何其真切。”

宫崎不仅将孙中山引荐给犬养毅等日本政经界要人，而且为孙中山广作宣传，将他写的《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题为《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在《九州日报》上连载。

1905年，宫崎陪孙中山去找黄兴，双方一见如故，并在风乐园餐馆大吃一顿。20多天后，以孙、黄为核心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被破例吸收为会员。

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生涯中，宫崎与孙中山、黄兴结下了深厚友谊。黄兴在回国革命时，曾将自己的儿子黄一欧交给宫崎照顾。当黄兴遭遇债务危机，被高利贷逼得四处躲避的时候，宫崎为他积极筹款。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黄兴在汉阳失陷后奔赴上海，到达镇江时，与特意从日本赶来参加革命的宫崎相遇，黄兴百感交集，写了一首七律相赠。后来黄兴去世，宫崎专程从日本赶赴湖南奔丧。宫崎的行为感动了两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给宫崎写信，称赞他“高谊贯于日月，精神动乎鬼神”。这两位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