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金融危机束缚,我本可能在中国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在3天前刚刚上市的回忆录《应许之地》中,奥巴马这样谈到中国,让人闻到一丝特朗普政府的味道:
“2009年或2010年,我不可能发动贸易战。那时我需要中国、欧洲以及其他所有潜在增长引擎的合作,以便重启全球经济。”
也就是说,没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实为形势所迫。
更关键的,奥巴马还说,他原本计划等到经济环境不再脆弱,再逐渐对中国加大施压。
在奥巴马袒露有关中国的“真实态度”后,美媒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又多出了几分猜测:
做了奥巴马8年副总统的拜登,多大程度上认同甚至继承这些看法?当时的一众对华政策顾问,会把当年没有机会付诸实施的“加大对华施压”,在拜登政府一一付诸实践吗?
而对这些问题,我们中国又该如何看待呢?
一位美国问题学者说,过去几年我们处理对美关系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一方面从不放弃在平等基础上修复两国关系,同时也时刻准备着,对美方的任何蛮横打压进行“对等反制”。
有了这种底气和底线思维,就没必要向美媒那样猜来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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