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6日),观察者网高滚滚“水”了一篇考古文,引起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
新闻说韩国最近从一处王陵中出土了3把铜戈,上面装饰有26枚中国古代的五铢钱。
韩国圣林文化财研究院院长朴光列说,韩国古墓里一次最多出土3个五铢钱,这次却一次出土了26枚,可见墓主很可能是三韩时代的最高首领。
看来25枚五铢钱作为“外币”,在三韩时代也很有可能是“巨资”了,否则不会创下墓葬发掘记录,而且被认为是“最高首领”。
五铢钱可不得了,不但是解开两汉,也是西汉到中古隋唐时代经济史的一把钥匙,被货币史家称为中国史上“最成功货币”的五铢钱,历时有七百余年。
有关五铢钱演变的历史(形状大小什么的),完全可以单独再写一篇探讨。
不过本文主要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一下,汉武帝和他之后的西汉,发行了多少五铢钱?
第二部分主要想考证一下,韩国这个“最高首领”,拿着这26个五铢钱,生活在西汉的汉昭帝或者汉元帝时期,他能买多少东西?
发行量
西汉帝国,从五铢钱的铸造和发行上看,你不得不说是相当牛逼的。
《汉书·食货制》有这么一句记载,历来被史学家们所讨论: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也就是说从汉武帝到汉平帝,期间一共发行了二百八十亿万多枚五铢钱。不少学者认为这里的“亿万”中的万其实是衍文,这个数字就是280亿,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亿万相当于10万,数字应该是2800亿,基本就这两个主要观点。
标准的西汉五铢钱
支持280亿的学者认为内,2800亿太不可思议了,武帝到平帝,110年发了这么多,相当于每年要发25亿枚五铢钱左右!这可能吗?
如果这则史料让胡适之老师读到,他肯定会说280亿也是瞎编的,仅从铸造工艺和铜铁矿的产量分析,属于汉朝人伪造的,要被打入“伪史”另册。
另外,大批学者支持280亿发行量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从武帝到西汉灭亡的王莽新朝,2800亿意味着汉末人均收入有4500现金,这是不可能的。
比如汉元帝时代的贡禹有田130亩的才算中人之家,也是“家锱不满万钱,”普通老百姓一平均,怎么会有4500钱现金呢?再说了,汉朝是典型的传统小农经济啊,中小地主为主,自耕农哪用得着这么多现金?
笔者在这里一点一点掰扯掰扯,到底这110年发行五铢钱的数量是280亿还是2800亿。
很多学者的毛病在于一开始从一个不太牢靠的假设往下推,推的越远错误就越大。
比如他们假定西汉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不如战国时代。
《管子·国蓄篇》有这么一句话:
人君铸钱立币……人有若干佰仟之数,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
管子生活在齐国,齐国乃是七国中最富裕的国家,笔者在《齐长城修建之谜》一文中,已经谈起过,由于齐国人太富,导致齐国人有普遍怯战的毛病(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的人都不喜欢打架,这是世界通理)。
管子说,当时齐国人手里每人存有数千货币都还不够用,那么,西汉时人均存款在四五千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发达程度比起春秋战国只高不低。
为何?因为西汉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用平准均输调整物价和标准化税率,这是七国时代割据称雄,货物流通极为不便,处处关卡设有“关税”所不能比的(七国之间的关税问题连孟子都气的跳脚骂娘了)。
海昏候墓里200多万枚五铢钱
汉朝的长安城“凡四里为一市”,九市就是三十六里,要知道居民区才160里,商业区就占到整个生活区的22.5%,每县都有9个以上的集市,放眼全世界,这个都是很让人震惊的。还有:
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子贷金钱千贯,节駔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上面这句话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喜欢经济史的读者能发现什么?答案是西汉已经有了平均利润率。这个东西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才可能出现。它左右农、工、商和高利贷的资本流向。谈到农业,必然要谈到粮食,谈到粮食,就要谈粮价。
当时的财政大臣桑弘羊每天拿着小本去超市调研,记录粮价,一防谷贱伤农,二防谷贵伤民。隋唐粉丝群经常会说大唐的商品经济也是可以的。但唐朝最后搞两税法,说明大家手里都是没有货币的,是实物化的,所以不存在什么粮价的问题了。
还有一点,高利贷的利息率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成反比,程度越高,利息率就越低,而且会低于平均利润率,完全的自然经济也就没有平均利润率,这是世界经济史的通行法则。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高利贷利率远高于罗马帝国时代;相应的,西汉的借贷利率相比隋唐和宋明都要低的多。
说西汉110年发行280亿而不是2800亿的,可能远远低估了中国古人的存款癖好。把《汉书》和《史记》的各种名人纪传和经济学专章拿起来一读就知道,“富人藏钱满室,犹无满足”,汉武帝时期就出现“贾不止千万,安可比人乐”的现象。
近代出土过汉印,上面刻着“巨八千万”(一亿八千万),高级官僚贵族手里的钱成吨是很正常的,比如杜周“家资累数巨万”,董贤家产“四十三万万”(不是那个同性恋董贤,是《酷吏列传》里的那个),也就是有43个亿!再加上地方官库,遍地走的西汉巨富,如果货币发行量只有280亿,还有多少剩下来用来货币流通?
西汉产业交通图
别忘了,汉武帝几次对匈奴用兵,钱粮耗费都是天文数字,最后不得不发国库券向全国人民借钱,各种水灾旱灾的赈灾款,一年发25亿的五铢钱,恐怕不够用。
我们再退一步讲,110年发了280亿,这些年国库库存总额,查阅史料总额为200亿左右,剩下的80亿够全国人民流通货币用吗?算下来每户人家才1700左右的五铢钱(除以西汉的总户数),够吗?西汉人交税也是用货币的啊!税收货币化是西汉的特色。
算赋+口赋(这俩是人头税)+更赋(兵役税)每年多少钱?不算人头税,一个更赋就要2000,各类税折合成货币,每人每年缴纳税款为3700元。
当然还有人说了,发型数量如此巨大的货币,你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吗?铜、铁够用铸造钱币的吗?
汉武帝时期的标准五铢钱是每一个重量是3.6克,一年20多个亿,那需要铜八千吨左右,很多学者说这不可能啊。真的不可能吗?
西汉时期是我国铸币业的最高峰,这是史学界公认的。在铸币业不怎么比西汉高的清朝,云南一个省的铜产量恰好就是8000吨,这些铜需要“不耕而食者十万余人”一起锻造的。汉朝为了采铜,也达到了“一岁十万人不耕”的规模(汉元帝时期)。而且汉武帝想尽各种办法广收旧铜:“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私藏铜的也是要受刑罚的。而且秦汉距离东周西周的青铜文化不远,冶铜业的技术不可低估。
综上所述,显然2800亿比280亿更能有说服力,不能随意说古人记载的某个字是衍文。
(顺便插一句,复旦大学史地所的葛剑雄老师读到《史记》和《汉书》记载汉武帝向会稽郡等四郡徙灾民的记载,也认为“会稽”是衍文,后来被多个学者反驳,会稽郡接纳过关中地区的灾民,是完全可能的)
26枚五铢钱在西汉中期的购买力是多少?
那么,本文进入到第二个部分,“韩国首领”拿着这26枚五铢钱,来到西汉的汉昭帝或者汉元帝时代,他能买到什么?
这直接涉及到西汉中期的物价问题。物价的记载,地下史料往往比地上的史料更有说服力。而且地上的史料不够多,没有明确记载过汉武帝时代成都的一顿火锅,或者一碗桂林米粉多少钱。
但是20世纪这一百年出土了大量的汉简(很多都是汉朝人的生活日记),清晰记载当时人的生活开支,这就很方便我们观察了。
我们就以最典型的19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为例,说一下物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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