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罗杰斯如何判断政治清明,他的回答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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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20:01:40

【上个月,14岁的快乐·罗杰斯在央视采访中朗诵古诗,秀了把中文。小孩子说中文时的自信与欢快,让陈平老师想起十来年前和其父吉姆·罗杰斯在北大的一次对话。对话中,吉姆·罗杰斯分享的一些经历、观察让陈平老师印象深刻,因此口述记录,同读者分享,望能“帮助中国读者破除西方金融理论的迷信,帮助中国出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本文由陈平老师口述,李泠整理,陈平老师已校对审定。】

观察者网先前报道一位讲中文的美国小网红,她的父亲,是三十年来一直看好中国市场的金融家吉姆·罗杰斯(JimRogers)。他曾是金融大鳄索罗斯1970年代创立量子基金的合伙人。

罗杰斯不仅是国际投资家,还是国际旅行家。他两次创造吉尼斯记录,一次开摩托车,一次开汽车环游世界,同时观察跨国投资的机会。罗杰斯60岁后才有两个女儿。罗杰斯要女儿从小学中文。一晃眼,罗杰斯的女儿长大了,还做客央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有高有低,罗杰斯却一直看好中国。他观察世界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快乐·罗杰斯做客央视(图/央视新闻)

我先认识索罗斯,后遇罗杰斯。我和索罗斯结交,源于我们两人都不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罗杰斯则从市场操作的角度,让我明白金融市场的信息为何误导投资者。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年和罗杰斯的谈话,目的在帮助中国读者破除西方金融理论的迷信,帮助中国出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

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是有效市场理论的鼻祖,他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成功的金融家不可能持续存在,因为模仿者可以迅速瓜分他的收益。罗杰斯的故事说明市场信息错综复杂,媒体报道又有从众趋势,所以成功的投资行为难以模仿。索罗斯和罗杰斯合作的十年间,量子基金管理的资产翻了42倍,而标准-普尔股市指数同期只增加了不到50%。他们两个人,罗杰斯负责分析信息,索罗斯善于决策拍板。金融成败关键在人才和战略,制度和资本不是决定性因素。我感兴趣的是,他两人都不是经济学的科班出身,但分别对哲学和历史有兴趣。

乔治·索罗斯(图/@视觉中国)

吉姆·罗杰斯(图/@视觉中国)

罗杰斯的特点是历史感极强。他大学本科在耶鲁读的历史,又去牛津学了哲学、政治和经济学,在美国人中有难得的世界史观和历史潮流的第一手观察。他曾三次开车穿越整个中国大陆,从1980年代起就看衰美国,看好中国。他说:“假如你是聪明人,那么1807年应该移居伦敦,1907年应当移居纽约,而2007年应当移居亚洲。”他2007年把全家从纽约搬到新加坡,他关注的经济中心在中国,但上海和香港的环境不如新加坡。这正是中国发展要关注的新目标。

十多年前,罗杰斯曾经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我时任中心管科研的副主任,负责接待。讲演前我们有过深入的对话,下面是依据会议整理的纪要。

一、罗杰斯发现西方殖民主义的起源是北欧而非西欧

索罗斯和罗杰斯都是金融“行伍”出生的人,没有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正规训练,却从实践经验中成为否定西方金融理论最深刻的批判者。

我接待罗杰斯之前,就已经读过他的两本英文游记。罗杰斯第一次来中国在1988年,他驾驶日本的本田摩托一路开到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时中国的公路远比今天粗糙和冷清,在新疆哈密附近的无人烟荒野一天开车十七小时。但是他发现中国远比苏联开放。第二次是1990到1992年,他和女友开着两辆德国造的BMW摩托车环游世界,跨越六大洲十几个国家,写了《罗杰斯环球投资旅行(InvestmentBiker,1994)》。1999到2002年,他又和女友开汽车环游世界,途经116国,穿越二十多个战乱地区,再次创造吉尼斯纪录,写下《玩赚地球(AdventureCapitalist,2004)》。两本都成畅销书。

我在英国碰见一个物理学家。他告诉我说英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起点,不是光荣革命或大宪章,而是北欧海盗打破英国闭关自守的乡村生活。罗杰斯给我进一步的人种学的线索。

罗杰斯新千年环游世界的起点选在冰岛。他在旅行中意外发现,冰岛并不是纯粹白人的国家。30万人口的冰岛,却是500万人口的丹麦的半殖民地。北欧国家是最典型的白种人、蓝眼睛、金头发、高个子,而罗杰斯发现,冰岛许多人是深色皮肤。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些人是约一千年前北欧海盗从非洲买来的黑人奴隶的后裔。北欧殖民主义才是西欧殖民主义的祖师。非洲奴隶贸易又是阿拉伯商人最丰厚的利润来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重商主义的宗教。比韦伯宣传的资本主义源于新教精神的历史早得多。

冰岛最早施行议会制,诞生在公元九世纪,比十三世纪的英国议会早得多。但是议会制并没有阻止冰岛先后成为挪威和丹麦的殖民地。至今,丹麦还强迫冰岛把丹麦语作为第二语言。罗杰斯在书中直率地议论说,世界上讲丹麦语的人口不到7百万。冰岛年青人要在世界上找工作,不如学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或广东话。在西方观察家中,罗杰斯这样没有西方优越感的大实话实在少见。

二、罗杰斯的观察破解了主流经济学的教条

我在北大接待过多位诺奖经济学家,但是罗杰斯的谈话和他们大不相同。我们谈话的议题十分有趣,写下来和读者一一分享。

1.为何罗杰斯开奔驰车环游危险世界?

我1980年出国后,也访问过五大洲三十来个国家,深知安全是国际旅行的头号难题。我开门见山就问罗杰斯一个问题:“你怎么敢开着奔驰车环游世界?不怕显富吸引坏人来抢你吗?”

罗杰斯一笑透露了玄机。他告诉我,全世界的独裁者和黑手党大佬都开奔驰车,所以奔驰有全球最好的维修网。任何地方遇到困境,只要问当地人找到最近的奔驰汽车维修点,多半能转危为安。他又补充说:美援和西方的国际援助,到达穷人手里的不多。西方外援在发展中国家的终点,多流到奔驰车连锁店。

《教父》中,MichaelCorleone的座驾之一,梅赛斯·奔驰W123

说完我们俩都大笑起来。这是我听到的对西方经济外交或软实力最幽默的批判。国际金融的情报来源一定是黑白两道兼顾,如果只根据官方消息做交易,肯定输惨。乌托邦的有效市场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庞大的灰色经济。灰色金融也是中国股市监管的困难所在。

2.为何不能全信财经媒体的报道?

我问他:“现在全球化信息爆炸,财经分析报道每天读新闻都来不及,为什么你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冒险旅行,而不利用公开的财经分析?”

罗杰斯答:“公开发表的财经分析大都过时或落伍,没有多少指导投资的价值。敢独立发言的财经分析师太少,原因是媒体要给财经分析师打分,导致分析师患得患失。保住自己名誉的简单办法就是跟投机的群众一样跟风预测。多数的财经分析不能轻信,最好自己亲身调查和验证。”

罗杰斯的这一回答加深我认识市场信息的局限。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是假设市场有完全信息,我从信息论的角度分析是不可能的。因为获得完全信息,需要消耗无穷能量,这种信息永动机不可能存在。罗杰斯进一步从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市场信息产生扭曲的具体机制。真实市场运作的激励机制,使市场参与者难以客观分析市场信息。自利原则下“看不见的手”,不能保障有独立信息的纠错能力。

以我的观察,中国股市年轻不成熟,股民的跟风行为比西方专业投机者更强,造成中国股市的动荡幅度动摇了投资者对中国实体经济的信心。

中国股市(图/@视觉中国)

3.如何观察一国经济的稳定程度?

罗杰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国家稳定。我问罗杰斯怎么观察?罗杰斯开车穿越国境时,观察老百姓怎么换钱。如果边境上的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差别很大,就可以判断这国家的经济有问题——官方汇率没有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国家的宏观调控有问题。该国家的经济可能动荡,在这种地方投资就没有安全感。

4.观察国家腐败的方法

罗杰斯把政治是否清明也视作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在旅行中注意观察各国腐败的程度。我问他,你有什么办法观察这个国家腐不腐败?他反问我,最知道政府官员是否腐败的,你知道是谁吗?我答不好说,因为议会民主制约不了腐败。反贪局、FBI等侦查机构或非政府组织更能搜集腐败信息。我断言罗杰斯不是体制内的人,肯定有别的办法。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最知道这些官员是否腐败的是妓女。她们给你的信息超过政府部长给你的信息。也许各国的间谍战也是同样道理。

5.两个大国的统一是假象

我问他,周游下来,觉得哪些国家最有希望,哪些国家最有问题。他给我的答案和西方主流媒体的预测背道而驰。罗杰斯说他开车经过的两个大国,印度和俄罗斯,不是真正的统一国家,地方割据甚至内战,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他认为印度将来分裂大有可能。历史也许能检验罗杰斯的预言。

6.如何发现新兴市场的投资潜力?

我问罗杰斯怎么观察哪个国家有发展潜力。他告诉我,西方金融市场经常落后于经济发展,因为多数媒体分析师不会重视成长最快的新兴国家,但是投资国际金融必须注意地缘政治。他在西欧最成功的投资,就是发现了起飞前夕的奥地利股票市场。

他在1984年访问奥地利时,发现奥地利的经济非常繁荣,又是东欧和西欧间的交通要道,国内经济发展的机会很多,然而西方媒体不重视,导致奥地利的股票是被低估的。他发现奥地利的股市非常不发达,只有几十只股票上市,冷冷清清没有人买。但是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一战前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当年股市的繁荣堪比如今的纽约和东京。一次大战后奥匈帝国被肢解,二战后奥地利被德国经济边缘化。罗杰斯立即意识到投资奥地利股市的增长前景。

维也纳(图/@视觉中国)

让他惊奇的是,即使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也不知道如何购买奥地利股市的股票。他立即买下尽可能多的奥地利公司的股票,并在投资杂志上做宣传,结果奥地利股市在当年涨了125%,三年后罗杰斯卖掉时,股价涨了400-500%。罗杰斯也因此被称为“奥地利股市之父”。

有趣的是,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0年苏联瓦解之后,包括索罗斯在内的多数西方金融家和经济学家几乎全都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东欧和俄国,看低渐进改革的中国,只有罗杰斯例外。因为他预见到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之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索罗斯在俄国的投资赔的不少,罗杰斯却没有在东欧断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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