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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用一场泄密军事会议让蒋介石坐立不安

(2)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当年没有公开报道、发布公报的问题,有的文章作出了如下推测: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工委副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这次会议是否存在泄密问题不在本文考察之内,但实际上即使没有泄密问题,第二次庐山会议在当时也是不会进行报道、发表公报的。第二次庐山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它与第一次和第三次庐山会议的性质不同。第一次庐山会议先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而第三次庐山会议即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对党的中央全会公开报道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做法,因此,《人民日报》曾分别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进行了报道,发表了会议公报。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开会惯例,中央工作会议一般不公开报道。如1962年初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不对外宣传,会议情况没有及时(或即时)通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报道。会议情况是在后来的有关报道中透露出来的,会上毛泽东的讲话,直到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才公开发表。所以,作为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不被公开报道是正常的。

(3)第二次庐山会议也并非30年来没有过公开披露。

首先,对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通过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人们还是知道的。薄一波曾回忆:《高教六十条》发出后,高等学校的师生员工也普遍表示欢迎和拥护,认为这个文件基本上总结了教育革命的经验,并且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称得起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天津大学的校长认为,执行这个条例就能够“贯彻政策、明确职责、稳定秩序、加强教学、提高质量”。有的学生说:“看到人民公社六十条以后,就盼望高等学校也定出一个六十条来,现在果然盼到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698页。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制定“高等教育六十条、工矿企业七十条”,他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了“高教六十条”。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375页。1967年6月5日,被张春桥、姚文元等所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的长文。此后,该报又连续发表4篇批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