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朗事件凸显中印战略认知错位

2017年8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当日下午14时30分许，在中印洞朗对峙前线，“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至此，为期两月有余的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告一段落。

此次洞朗事件虽最终以“非战争”的形式得以解决，但所体现出来的中印相互战略认知上的深刻差异远未消除。从对峙事件开始至今，中印两国的互动至少凸显出三大方面的相互认知差异和错位。

王毅：希望印度方面从中吸取教训，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

谁“输”谁“赢”？

两个国家在彼此交界的边界地带发生对峙，其中一方还越过向来无争议的边界线进入另一方的领土滞留愈两月有余，期间更是发生两国军人的肢体冲突，最紧张阶段，双方离边界武装冲突甚至边界战争仅一步之遥。如今对峙状态结束，人们自然会讨论一个话题，即此次对峙的双方，究竟哪方“输了”，哪方“赢了”？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谁输谁赢”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两国民间和社会舆论层面的讨论，两国政府和官方并没有所谓的“输赢论”。从两国外交部门的官方表态来看，两国政府都十分低调地处理了有关对峙事件结束消息的报导，所不同的是，中方再次强调了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和决心，而印方则老生常谈地表示要通过“外交途径”和“协商方式”来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仍试图在此次事件上打擦边球和混淆视听。

但在两国民间和社会舆论层面，气氛则完全不同。两国许多观察家，尤其是印度的很多学者，都将此次两个亚洲大国的边界对峙看做是双方都输不起的“小鸡博弈”，谁先将自己的部队后撤，谁就是败下阵来的“胆小鬼”，谁就将背负失败的不可承受之重。印度分析家和媒体舆论的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政府在处理此次事件上的行为模式，以至于印度外交部最终发表的声明中都是用了“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这种十分中性的字眼，而非“撤回”（retreat/withdraw等）这样让人感觉有失颜面的用词。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印度许多民众都将此次对峙事件的结束看成是印度对中国所谓“强权”的“有力回击”，彰显了印度的骨气，更有甚者，许多在印度社会颇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和网络大V们都在印度的社交媒体上大肆庆祝这是所谓的“印度的巨大胜利”（abig victory for India）。

在中国，社会舆论大致在普通民众和学术研究群体两个象限上存在一定分野。前者基本比较一致地认为，印度“侵略者”在中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综合压力下被迫撤出，维护了领土主权，彰显了国家的尊严，揭露了印度“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丑态，是大快人心的好事。

后者的争论则更多一些，有的观察家认为两国最终没有走上诉诸武力的绝路，而是较为稳妥地解决了争端，双方都有值得肯定之处；而另一些分析者则比较悲观地表示，本身毫无争议的洞朗地区被硬生生整出所谓的“争议”，印度搞乱我边界稳定和侵蚀我边界利益的野心达到了，未来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上更多的原本无争议地段进行挑衅，对我西南方向安全形势可能极为不利。

但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双方“各取所需”，相互之间都有一些收益，同时也都付出了一些成本，从总体的“收益—成本”比例计算而言，两国大致对等，因此仍旧维持了战略平衡。

实际上，所谓“输赢”之争，任何片面的武断和臆想的认定都是不正确的，而用简单的“输”、“赢”、“胜利”、“失败”这样的字眼来总结两国在此过程中博弈的利弊得失，虽满足了大众对简约结论的青睐和集体情绪的宣泄，但并不能体现事件的本来面貌和实际情况。洞朗事件的解决，无论是其方式还是过程，都体现出中印两国对这一事件在彼此战略意图上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

坊间讨论，难免把输赢两字挂在嘴边

就印度而言，它是此次对峙事件的始作俑者，它挑起此次对峙的目的和意图，总结起来就是一点，是对中国的战略讹诈，想要通过挑起双边层面的领土和边界争端，来扭转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印度所自认为的同中国竞争时所处的劣势和不利地位，并进而通过炒热这一事件给外部世界以一种印象，即印度与中国是地位对等的两个大国，从而扭转印度同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博弈中的地位落差。从这一点上看，它的目的似乎是达到了：表面上获得了一些利益，如打乱了中国同不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强了对南亚小国的控制，也给中国在西南边境增加了一些安全难题。

但就中国而言，我们是此次事件的应对方，尽管中印历来在边界问题上都存在很多争议，以前也出现过一些两国军事人员在边境短暂对峙的事件，但都是在有争议的地带发生的，像这次印度胆敢越过本就有明确的历史界约规定的、向来毫无争议的边界线进入我方固有领土的行为，还真是头一遭，我方对此可能一开始也是准备不足的。

从长远来看，洞朗对峙事件以中国想要的和平方式得以解决，没有升级为大规模的边境战争，还是达到了稳定西南战略后方的目的，没有打乱中国整体的地缘战略部署。

而具体到对印外交而言，此次事件也是一个“试金石”，由此可以检验我对印战略和政策的成效及执行情况、检验我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经略效果、检验中印关系在双边和多边国际组织层面上的韧性，等等。

总之，我们虽不应用谁“输”谁“赢”来标签化地概括此次事件的结束，但双方对自己和对方在此次事件中的利弊得失、战略意图等的认知，都存在很大落差和错位。但总的来说，中印两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战略认知，即双方均无意将对峙升级为战争，目前的结束方式对双方而言，是在多次博弈基础上的最优解决方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过单边的行动来实现所谓的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是相互照顾对方利益关切做出协商一致的结果。

中印究竟如何定位和认知对方？

此次事件平息后，中方的表态在秉持“捍卫主权”的坚定信心的同时，仍不忘强调中印友好的大局。在2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介绍完对峙结束的情况之后，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方……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8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题为《中国主权不容侵犯》的文章中，亦强调“中印友好符合两国利益”，“两个国家之间难免出现各种问题，通过对话增加互信、通过沟通管控分歧，才是维护中印关系良好发展的正确路径”。

这表明，中国实际上向印度发出了一个意味明确的信号，即中印关系虽因此次对峙事件而陷入一时的紧张，但从长远来看，中国仍然十分珍视中印来之不易的宝贵友谊，中印之间的团结友好和相互协作，仍然能在地区和全球治理层面发挥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效应。因此，可以说，中国对印度身份的定位和认知，是仍将印度视为可以争取的伙伴和可以团结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邻国，中国仍然是重视印度的。

中国之所以将印度的身份进行如此定位，一方面，是因为中印传统友谊的确源远流长，中国向来十分珍视同其他国家的这种在历史上就形成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友好关系，而新形势下中国正在推进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强调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共赢，亦十分重视同其他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伙伴关系”网络的建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像印度这样的重要邻国，讲求要用“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其的关系；另一方面，就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切实的地缘战略安全挑战和威胁而言，我们必须在战略思考和排序上，按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轻重缓急的次序区别。

诚然，由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存在，一直以来我西南方向都存在安全隐患，但相比于我在其他方向上（尤其是东部和南部的海上形势）的安全威胁而言，长期以来中印边界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管控，即使出现了此次较为严重和罕见的在非争议边境地区的对峙事件，仍处在我可控范围之内。